，他们这些儒学大臣，论的是四书五经，想的是国家大事，“农为国本”是人人都挂在嘴上的，但有几个人去关注小麦农田，一亩产量多少的？

　　幸亏桑维翰也是一个能办实事的重臣，当即答道：“田分上、中、下三等，天下九州，土壤各别，气候殊异，农夫力田与否更是判若天渊，如何能轻辨田亩亩产几何？”

　　范质道：“那以洛阳城郊之中田计算，一亩几何？”

　　桑维翰道：“京畿良田，亩产约为二石，至于中田，约为一石有余。”

　　范质赞道：“果然不愧是石晋之良臣也，虽然风骨甚差，政务却是熟悉！”

　　桑维翰听了这话，似在赞自己，又似在贬自己，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不过儒门中迂腐者大多五谷不分，能像自己一样知道农田亩产多少的，在场文人只怕也没几个，不由得微微得意。

　　却又听范质道：“今洛阳之良田，若农时不误，折合成我天策唐制，一亩小麦地，上田一般是三百九十斤上下，中田一般是二百八十斤！”

　　古代的度量衡，历代都有变化，每逢皇朝建立，统一度量衡就是其中一个最重大的标志，天策政权下的度量衡早已建立，而且随之丝绸之路而影响四方。现在就是洛阳的商家，有许多也都是用起了“唐尺”、“唐斤”——这一方面因为唐尺、唐斤、唐斗的应用范围更广，石晋、孟蜀、契丹以及远西的天方、南亚的印度都各有各自的斤斗尺寸，若各用各的不免混乱，而使用居中贸易的天策度量则没有问题；而另一方面也是天策的度量衡制式更加标准化，东则秦州、敕勒川。西至河中、印度，每一座城镇都有至少一套作为标准的度量衡器，包括尺寸、斗升、斤两。所以往来商人进行贸易时，用天策的唐尺唐斤，比用中原的更加方便。

　　天策政权的软实力影响，其实比其军事实力走得更远！

　　范质继续道：“中唐之时，按李翱笔迹所记载，近畿中田亩产约折合三百二十斤，比之汉时。亩产提高了约四分之一弱，而在汝石晋治下，近畿中田之亩产，又回落到汉朝时的水平。”

　　在场文士，听到这话相顾骇然，范质能够从史籍之中寻找出汉朝、唐朝的中等田地的亩产并不奇怪，在场文士个个都是学者，只要愿意下功夫谁都有这个能耐。

　　但作为一个“外国使臣”。竟然比他们还更清楚洛阳近郊的具体亩产，这就叫人骇然了！就是桑维翰这等能臣。对于田亩的亩产也没法精确到这个地步！

　　冯道、赵莹等人也无不心头一凛，几个大儒对望一眼，均寻思：“张龙骧果然志在天下！”

　　天策政权的文臣构成，正如桑维翰所指出的，的确是儒家氛围不足，以凉州中枢的大臣与洛阳相比。文化底蕴要差得多，但在张迈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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