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时候，江清川就喜欢胡思乱想。倒不是因为他想引领整个时代，而是他看着华夏流行乐坛一阵死一阵活的，他难受。

　　而且他从未放弃给流行乐坛注入活力，试图改变流行歌坛的整体结构，却一直效果不佳——

　　从一开始超越时代的一鸣惊人、超越之歌的上线销售，他们打断了传媒体在华夏的文化垄断，让流行音乐真正成为了一门产业而不是二道贩子。

　　可是这好景也就持续了半年不到，资本层逐利的本质便开始体现，压榨艺人、摊薄创作者收益……流行乐坛变得浮躁起来，逐利的追求变得远高于对艺术成就的追求。

　　而针对这一实情，江清川在思想开放的港岛和台岛提出了“经纪人体制改革”的畅想，就是为了突破这固有的怪圈，让每一个有才华的音乐人都参与到利益分配上来，都有权利拿到属于他们的一份回报。直到现在，经纪人改革的影响已经开始奏效，但创作人才匮乏、创作者思维固化的问题却开始渐渐浮出水面。

　　治标阶段告于段落，接下来，需要治本了。

　　在华夏，文化产业最大的好处和它最大的缺陷是同时存在的——即名声效应要远大于实际效果，而且很吃区域性。这里面关乎太多的利益输送，所以地方官府的招商投资一项很欢迎文化产业落户。

　　但投资流行音乐等行当的有钱人却大多会选择人才集中的一线城市，二线以下的中小型公司想要盈利，就只能靠商业演出等更平民化的方式，而宽松的管理制度又很难做到监管到位，导致二三线的娱乐产业太容易跑偏，变成卖肉交易……

　　不过按照江清川之前对华夏流行音乐“沃土”的布局，音乐公司必须开进二三线城市——这就要求投资方除了拥有充裕的资金外，还要有硬朗的手腕和严格的监管，另外就是畅通无阻的人才涌动通道。

　　按照华夏人的尿性，江清川用屁股都能想出，一旦监管不力，这人才选拔和输送很有可能变成流行音乐圈的“潜规则”通道——这对于潜规则痛恨致死的他来说，无疑是不能被接受的。

　　江清川需要一个契机，一个引入M国成熟晋阶体制的契机。

　　不过华夏国情与M国又有所不同：一个是合众国，每个州都有其独立司法权，另一个是共和国，政权高度集中。而华夏于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真正的城市化过程。在这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华夏正处于城市化高峰阶段，半数甚至大半人口将集中迁往城市。

　　这些都是具体差异。

　　加之华夏这独特的教育体制，一般来说，华夏人民能真正形成职业规划的年纪大都在高等院校毕业后，也就是二十出头到二十五、六岁这个阶段。而这个阶段对于一般人来说，已经完整形成、具备了独立自主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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