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山这两位闯下诺大名堂的“农民起义领袖”，同样是苦读到了三十多岁连个秀才都不中。悲观失望之下才去造反的！
后来在清末的时候倒是出了一个不做官要去做生意的状元张謇，不过张謇浪费在科举上面的时间也有二十六年了，这可是人生当中最精华的岁月。
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精华，就这样耽误在读了以后除了考科举就没别的太大用处的四书五经之中了。而被科举制度所牢笼的。除了他们的智力和精力之外，当然还有财力了。
做生意是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的，而读圣贤书考科举同样需要投入精力、时间，可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毕竟有限。不过寥寥数十载，都用来读书了当然没有精力、时间去做生意了。
可是这些一心想要读书考科举的士绅们大多又趁几个钱，他们自然要为这些钱去寻找一个不需要动脑筋经营，而可以坐收其利的行当了。这个行当。就是买地当地主！
而且这些读书考科举的士绅，理论上都有做官的机会，很多人在官场上也有亲朋故交，不是寻常胥吏可以欺负的。通常情况下，胥吏还要同他们勾结在一起，才能从乡间的平头百姓身上刮油水。所以士绅持有土地的利益反过来又有了保证。这些人更加不愿意把资本从土地当中抽离去投资商业了……
由此。一国的精英和资本就都被一个科举给牢笼了！
更加糟糕的是，读书做官已经成了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哪怕是在做买卖的商人，也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要走这条科举正途。哪怕是自己这辈子没指望了，也要创造条件让儿子去考试做官！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父子宰相”曹文植、曹振墉就是这么个情况。他们家里原本是扬州头一号大盐商。发财之后就鼓励子侄考试做官了。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在发了财之后会把资金投入回报率很低的土地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的子孙后代中的一部分人要去读书做官，当然没有功夫打理生意了，所以要买些土地让他们坐着收租。
所以在中国，才会出现资本不断从高回报的商业流向低回报的土地这样的奇特现象。
“科举制度的确是走到死胡同里了，不过要大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在中国，考试做官早就入了人心！”
朱济世沉声说着，不过心里面却已经在打科举大改的主意了。考试做官没有问题，但是决不能出现整个民族的精华都在考一辈子试的局面！否则工业化就算能搞成，也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
朱济世道：“工业化也要先易后难，以易促难。”他扫视了一遍诸人，沉声道，“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吗？”
“还可以发展证券市场，开拓一些新的比较稳定的投资渠道，既然士绅精英没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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