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咱们总不能老跟土匪过不去吧？”

　　    “我们打仗，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否则，甘正我不会在这里，甘仁会在河中，会在保加尔部。不要有嫉妒的情绪，兄弟部队的战斗，不是为了炫耀打胜仗的能力，只是想要给老百姓争分夺秒。”

　　    甘正我笑了笑，“我们要有一颗建功立业的心，但不纯粹是为了自己，当然，更不会是为了这个大唐帝国。如果有时候迷茫了，就看一看胸章。”

　　    点了点胸口，胸章上最上方有一行小字：大唐人民革命军第二军。

　　    甘正我并没有批评这个想要自己打胜仗的参谋，因为他也是这么过来的。

　　    从满怀私心，到公私参半，再到私心逐渐淡薄下来。

　　    不是因为他变得更加高尚，仅仅是他的对手，他的敌人，还和原先一样卑劣。

　　    仅此而已。

　　    接下来只要湘北的胜利成果得到巩固，第二军根本不愁仗打。

　　    除开岭南方向的军事压力，因为甘正我打击地方土匪的行动，使得黔中、广西相邻湖南的地区，土匪的数量猛增。

　　    这也跟土匪的江湖习性有关，有些祖传无本买卖的寨子，往往在多省跨州跨县有门路，甚至是有分号。

　　    和湖南官场一样，广西本地土豪同样需要黑手套，该做脏活儿的时候，没道理亲自下手。

　　    甘正我几次去衡阳跟王角汇报工作，也确定了一个“劳人党”的统治区扩张计划，主要就是针对偏远山区、落后地区的。

　　    不是“劳人党”不想去大城市、工业区发展力量，而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甚至直白一点，在“劳人党”现在掌握军工力量的层次来看，对人的需要，远远地高于技战术。

　　    那么，这时候山区中的人，和工业区中的人，其实没有差别。

　　    从湖南向外争取工业区工人是困难的，但是向贫困地区、欠发达地区争取工人，却就没有那么困难。

　　    那些有个几亩地的农村家庭，除了江东省这样的发达地区，其实不能称之为小有产者，因为那几亩地的产权，并非是真正的掌握在落后地区的农民家庭手中。

　　    欠下的种子钱、耕牛钱、农具钱、代销钱以及各种摊派，实际上落后地区的小农，往往就是赤贫，在总的资产上，其实是负值。

　　    这样的小农，他们自然也是遭受着压迫，所以，也是天然的同盟。

　　    大家感同身受，大家都被严酷地压迫、剥削，才会互相取暖，才会团结在同一个理想旗帜之下成为同志、同行者。

　　    和普通战士考虑着建功立业不一样，甘正我跟王角分析过，只要湘南地区的路桥稍微能够走马赶车，那么，就有了在黔中、广西甚至是岭南落后地区建立地方政权的实力。

　　    不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那种不稳定，而是牢牢地掌控着最基层的统治权，使得通知范围内的人口，成为支持“劳人党”的重要力量。

　　    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和面对武汉集团的工业垄断资本相比，广西、黔中等地的地方敌人，他们大多都是地主武装，或者就是依附在朝廷这棵大树上的传统羁縻州武装。

　　    这样的敌人，显而易见要脆弱的多。

　　    所以，不管武汉那边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从壮大自身的角度来看，先易后难，都是没有问题的。

　　    不是畏惧啃硬骨头，而是尽可能地在软骨头变成硬骨头之前，将它们扼杀在摇篮里。

　　    “劳人党”能够短短数年发展到这种地步，其中的一个重大因素，就是中央核心区的诸多地方集团，即便想过要扼杀在摇篮里，却最终没有下定决心。

　　    诸如“南海四大家族”这种，甚至为了短期利益，直接选择了放任“劳人党”的壮大，最后也间接推动了“劳人党”对整个湖南地方政权的夺取。

　　    从己出发，甘正我毫无疑问不想犯敌人一样的错误，在“大唐人民革命军”被大量牵制之前，尽可能地保障好湖南现有的来之不易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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