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规程”。当然，敏感也不是毫无道理，因为早在六七月间，坊间就有传闻说要取缔留学生，沸沸扬扬的。这次，学生们以为是揭开了盖子。

　　尽管中国留学生总会出面交涉，日本文部省紧急解释调停，但为时已晚，留学生的群情激奋已无法阻挡。

　　姚宏业等人认为事关国体，倡议全体罢课回国，各校留学生纷纷响应。女校也竖起了大旗，以秋瑾最为激进，她举刀明誓：“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鲁迅、许寿裳、杨度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不必全体罢课回国，但他们的声音太小，没人听。

　　据记载，当时的激进派自发组织了纠察大队，甚至带着短刀在各校门口蹲堵，阻拦留日学生到校上课。

　　正在僵持不下之时，陈天华的死，成了重磅炸弹，彻底激化了“敌我矛盾”。实际上，冷静回想一下陈的遗书，不难发现，他的自尽主要是因为日本报刊诋毁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他要以死来换取同胞的觉醒悔悟、奋发图强。而对于这个规程，他的本意是“可了则了，切勿固执”。

　　但没人顾得上陈的本意，他的死，就是促成留日学生集体归国的致命一击，任谁也不可能挽回了。

　　这么多学生集体回国，以后该怎么办？这是姚宏业首先想到的问题。

　　“国民欲有爱国之思想，不可无自立之学校。”办学！这是姚宏业的答案。

　　从12月4日罢课，到14日第一批留学生回国，仅仅10天时间。匆匆忙忙中，大伙儿订立了《归国办法》和《善后办法》，其中明确提出了归国办学的思路。

　　正当大家四处张罗之时，清政府留日监督处突然传来消息，要求全体学生立即返回日本复课。原来，从风潮初起，清官方就和日本交涉，力求平息事态、安抚学生。一下子，留学生群体分裂成两派，一是归国派，一是复课派，双方你来我往谁也说服不了谁。

　　1月11日，两派召开协商会，一致同意以自愿为原则复课，并电告全国。

　　大批学生返回日本继续读书了，留下的只有几百人。那么，这学还办不办？

　　姚宏业等人怀揣赶超耶鲁大学、早稻田大学的美好憧憬，决定不改初衷，继续兴办本土大学。将学校定名为“中国公学”。

　　万事开头难，而前路更难。那一年的旧历春节，干事们在奔波中度过。尽管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演讲，但社会各界对这所新学校多持观望态度，并不给予实质性的支持。

　　据早期学生张承槱回忆：“当时办学毫无基础，全体同仁遭遇极大困难，同情者虽多，而实际援助者除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捐了数千元外，其他各界毫无表现，全凭我数百人自己解囊相助，大多数困苦不堪，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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