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开始频繁调动后，日本也仿佛是忽然才明白中国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满清帝国，中华帝国根本无意作出任何形式的退让，甚至不惜付诸全面的战争。这样的结果让日本颇感意外，虽然在海军上拥有绝对优势，考虑到中法同盟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日本也必须考虑清楚。
因为日本要求帝国转让德属新几内亚，以及派遣两艘伊势级战列舰前往莫尔兹比港威胁帝国的事情被称之为中日伊势事件，在帝国第215空军师进驻新不列颠岛后，缺乏足够空军支持的日军被迫将两艘伊势级战列舰撤回本土。
日本蓄谋已久的伊势事件就这样变成了一场中国空军和日本海军的较量，因为对中国空军在中苏战争中的大规模使用和不可逆转的战术优势，日本就在中日两国的暗战中无声无息的结束了伊势事件。
伊势事件结束后，日本政府不再继续向帝国提及新几内亚问题，转而重新要求签署一份对日本更为有利的新的中日通商条约，但还是在政府公文和社会中继续使用“支那”蔑称中国，毫无道歉的想法，帝国外交部追究的意图也同样淡化，中日仿佛是进入了一种新的冷战阶段，只是伊势事件又一次的加深两国冷战的程度，从政府到民族都充满了寒冷如冰窟一般的敌视意识。
几天之后，宋彪还是和往常一样很早就到办公厅处理公务。
汪兆铭一大清早就为他准备了一份特殊的来自日本的《朝日新闻》，并为此准备了翻译稿，这样的安排有些超乎常规，也不在汪兆铭的职权范围内。
宋彪还是将这一份一周前的《朝日新闻》晨报翻译稿看完，这时才明白汪兆铭的用意，原来那一天的《朝日新闻》刊登了日本新任海军副大臣秋山真之海军少将的文章《我们到底得罪了谁？》。
汪兆铭的翻译基本忠于原文的用词，并且具有一种散文诗般的随笔行文风格，读完之后让人感慨唏嘘不已。
秋山真之在文章的第一行如此写道——当我接受高桥首相的委托前往支那之前，我就预感到这将是一次糟糕的公务之行，结果还真是如此呢，让我这样的人也感到沮丧和伤心。
“回国之后的我在海军本部的那间桦木门板后的宽敞的办公室里痛哭流涕，关起门。所以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究竟有多么的痛苦和哀悼，也许我知道我们不会和支那帝国冒险开战，但我还是很难过，一个人的在海军本部的深夜里，曾经在日本海战期间也呼呼大睡的我也辗转难眠，我总是不停的想帝国和支那为何要走到今天这样的令人伤心欲绝的地步？”
“我们要求得到殖民地，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权让国家富强。让人民幸福，这是每一个国家的权利，我和兄长都一样最为崇拜的维新哲人福泽谕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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