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惊失色，此前从来没人跟他说过这种话。

　　没有组织，就没法有效管理，自由自主之下，再一致的理想也势必各行其是。

　　你赶着一群野马，手中却没有缰绳，草原又急风骤雨，它们能乖乖按你挥手的方向跑吗？

　　这真是让人惊讶，一个近现代的革命领袖，又不是李自成、洪秀全，竟然没有建立严密革命组织的意识，怎么可能呢？

　　这是不能苛求孙中山的。他人在彼时，身在此山中，既不可能扒开杂枝乱叶，发现隐于深处的问题源头，也无暇触及这个问题

　　很多人以为，民国社会已接近于现代。

　　实际上，就算到了1940年代，也非如此。

　　抗战期间，出于用中国广袤的山川大地拖住日本陆军的战略盘算，山姆大叔援助了国民党大量战略物资与美元，但他们却抱怨道，钱是花出去了，可事情却办得不咋滴。

　　这也难怪，资本主义车轮上的议员，怎能理解民国大山里的生活呢？

　　时值雨季，当时还是连长的黄仁宇，随着驻缅远征军经过云南，部队拖在身后的军备，不是无故消失，就是深陷淤泥。消失的可能是被偷了，陷进泥潭的也基本出不来了。

　　因为运载工具主要是毛驴。而找毛驴的方法是这样的：先找到村长，然后用枪逼着他交出村里的毛驴。

　　枪炮很多，村长却不好找，毛驴也有限。

　　假如你要送一封信到隔壁的省，就得像明代社会那样，在路上耗时一个月。

　　部队的基层领导，还得分心管好“内鬼”。

　　第一种内鬼，是士兵。当时士兵月薪是12元，连长40元，山上土匪却开出一支步枪7000元的条件，蛊惑士兵偷枪卖。机关枪和军官手枪更贵。所以连队里晚上睡觉就把枪支锁起来。

　　第二种内鬼，还是士兵，不过是他们的嘴巴。士兵的嘴主要不是用来说话的，而是吃饭的，可是由于饿，吃得不好，他们一有机会就跑去村里偷狗吃。连长非常操心这事。

　　他操心这事，不是怕士兵拿了群众一针一线，而是他们煮狗肉时卫生搞不好，大吃大喝之后就生病，一生病基本就挂掉。

　　挂掉一个少一个。不操心哪行呢？

　　诸如此类的破事，不胜枚举。真是承蒙上帝厚爱，在悲催的年代，送来这么多黑色喜剧。

　　但还不是最让人头皮发麻的。

　　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后，当中国军队一步步从东部，撤到西部内陆地区时，维持军队与政府开支的钱与粮食，就成了最大的问题。

　　之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东部的关税、盐税、消费税、债券，退到内陆地区后，收入是全没了，仗却还得继续打。

　　悲催的漫漫黑夜开始了。

　　广渺的内陆不是穷，是真穷。古老乡村除了种地之外，也没别的营生，本来许多农民一年苦哈哈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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