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先秦古籍《产语》一事，更是能把十三经之一的《孝经》伪书编进满清的《四库全书》收录里、以致引发了《孝经》真假的讨论和考证。这水平，刘钰真的是拍马也赶不上，确实是有科举殿试三甲的水准。

　　如果没有大顺的干涉、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日本的儒生可谓是日本的不稳定因素，也是日本变革成功的关键。

　　因为在中原适合维稳的儒教，在日本则是最适合举旗造反的学说。无他，幕府名不正言不顺尔。

　　若无大顺的干涉，儒教造反很可能借助诸藩的势力，以小灭大，清除旧有的统治阶层，变革就可能成功。

　　但于现在，刘钰在尽可能把“变革”的主动权往幕府手里引，因为他很清楚，旧有的统治阶层不清除，变法就不可能成功，幕府怎么闪转腾挪都没用。而幕府不会自己革自己的命。

　　于是，原本可能会成为日本改革搞成不彻底革命明治维新关键的儒生，就成了此时一个可以完美利用的加深对日本控制的儒生。

　　还是一样的人，只是外部环境变了，立刻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

　　可以预见，这些古学派的儒生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因为太宰春台那一套“米贵物贱”的理论，也确实和阿部正福的“人口减少”理论归于同源。现实情况也确实在几年之内能明显改善日本武士、农民的生活水平，达成提高米价、降低物价的效果。毕竟买办鸩毒的药效发作需要一段时间的缓冲期。

　　所以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让日本的儒生心慕中华，培养更多的带路党？事大派？

　　尊周攘夷之论，不过是形而上的东西，没有根基是不稳固的。

　　这一次伐日之战给日本儒生带来的冲击，必不亚于《荡寇志》的作者去了一趟广东的所见所闻，日本实学派儒生对实学的渴望，是个极好的切入点，但从哪里切？

　　刘钰自己心里清楚，就大顺现在旧学已破、而新学未立的状况，在经学名教上，对日本这边的儒生实在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名教不能切入，那就只能从技术入手。

　　只是，允许学习的技术、鼓励学习的技术、避免学习的技术、禁止学习的技术，怎么区分，这就很值得细究。

　　有些东西可以学、有些东西鼓励学、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学也不准教的。

　　临睡前，怕过些日子事多，把这件事给忘了，便提起笔，在小本本上写下“虽有经济见解，但也终究困于时代，还是以农为本，诸多政策不过是为解决幕府财政为出发点、稳定此起彼伏的一揆之乱而已。故而可授稼穑、治水之学，收其心、养其慕”。

　　想着明日还得早起，写完这段话就睡下了。

　　第二日的换约仪式，虽然也就是走个流程。

　　该谈的事，不会放在明面上谈；要达成的条件，也不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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