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园美好的东西来说服刘钰，因为皇帝知道要真这么说，刘钰肯定又得继续上疏。

　　指不定心里还在想，得，这年月皇帝讲道德、儒生谈利益，也真是奇葩了。

　　所以皇帝又提笔写了第三段朱批，开头先引用了一首对联的下阙。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一次则不谈道德了，而是纯粹恢复了政治动物的姿态，给刘钰分析了一番为什么四川不能搞激进的资本产业发展的原因。

　　四川地处西南，西边是藏、南边是云贵、东边是苗，都是些“夷”民聚居区。

　　大顺的改土归流政策，很严厉。

　　而之前的夷汉分离政策，使得双方的矛盾很深。

　　保持这种“分离之下，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过得去，别闹腾，就挺好的。

　　改土归流是改土归流，可这玩意儿不是游戏里的政策，点一下就完事了，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改变。

　　矿业发达的地方，可不是成都平原。

　　在那种地方办矿，肯定会引发严重的汉夷矛盾。

　　远的不说，就说京城不久前发生的“千人坑”案件，这在京城，只是恶人问题。

　　但放在那边，会演变成什么？

　　搞工商业的什么鸟样，皇帝心里一清二楚。

　　靠着之前的“以商控蒙”政策，趋利的商人，在大顺收复漠北之后的短短二十年，改变了一个词的意思。

　　原本的“安答”，在草原上，是个挺好的词。

　　但就像是后世的“小姐”变“小姐”、“公主”变“公主”一样，词还是那个词，但意思却彻底不一样了。

　　大顺收回漠北才二十年，然后“安答”这个词已经成为“奸诈”、“无义求利”、“不讲诚信”、“放高利贷的汉人”、“和你交往是为了骗走你的羊”等等的代名词。

　　在四川搞这么激进的工商业政策，皇帝觉得只怕肯定是打不完的官司、扯不完的淡，闹不完的民变。

　　这是其一。

　　其二，大顺在四川的休养生息政策，以及改土归流和之前的夷汉之防，都使得四川的官员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路。

　　最好保持原样，否则交流多了，两边肯定闹矛盾、出问题。

　　到时候，稍微一碗水没端平，就得打起来。

　　打起来之后，官员心说可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这辈子升迁无望了。

　　是以这种环境之下，四川的官员一个比一个保守，这都是政治智慧。

　　要搞激进改革，就得把四川的官员轮换，来一场官场换血，派支持改革发展工商的那一派去。

　　但是，那群人又太激进了。

　　觉得现在军改完成，巴不得闹点军功，打起来才好呢。

　　不打，不故意制造矛盾，怎么立功发达？

　　开个矿，出点事，怕就不是息事宁人了，而是添柴加火，干干干！

　　之前的官员，是担心“少一失检，动起边衅，利未得而害生”。

　　激进派，则根本就是“动起边衅，闹起来就打，反正如今有好枪好炮，怕他鸟甚？”

　　和稀泥的中间派？和稀泥的中间派，能处理好民族交错地区的种种问题？皇帝根本就不考虑。

　　而朝中坚定支持改革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些今天喊着要复汉唐旧域、明天嚷着要血染梵蒂冈复传教案之辱的——夷可往，吾亦可往。

　　为啥？

　　因为刘钰的这一套，既没给出三代之治，也没给出大同兼爱，更不是天堂美好。

　　但凡讲点“仁义道德”、“王道政治”、“以民为本”的，就没有个彻底支持的。办事总得有个目标吧？为啥要这么办？

　　显然，刘钰总不能说是为了挖坑埋大顺，那唯一似乎能算是个目标的，也就是汉唐雄风、对外征服，起码这是个目标。

　　虽然松江府的商人欢欣鼓舞以为又要打仗，可皇帝压根没这打算，改土归流也不全是暴力手段，再说也需要时间，皇帝不希望在这种时候、在这个已经找对了路慢慢消化、“花苗”的时间里，用这么激进的政策，直接激化矛盾。

　　打，倒是不怕。但打得有目的啊，如果是为了“化苗”、“稳定”，显然，似乎在皇帝看来，开矿纯粹是往反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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