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电影宣言搞出来。”
世界很多知名的电影运动在开始前，总会有些重要性的理论著述或宣言作为先导，比如“德国新电影”源自1962年的奥伯豪森宣言；而“弯弯新电影宣言”是在1987年1月发布的，由詹宏志起草；道格玛95运动则是以拉斯-冯-特里尔为首的丹麦导演，于1995年3月13日共同签署《道格玛誓言》，作为标志。
许望秋微微点头：“我把你们叫到一起，就是准备把宣言搞出来。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宣言应该怎么写，应该写什么内容，都说说吧。”
吴知柳道：“我们必须说清楚为什么搞这场运动，必须把面临的问题指出来。”
张一谋道：“从去年到今年，我在东瀛呆了将近一年，对东瀛电影有了新的认识。东瀛电影是学好莱坞起家的，小津安二郎早期电影是学好莱坞，黑泽明则学约翰福特，不过他们在学习好莱坞的基础之上，融合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发展出了自己的电影美学。我觉得我们应该以东瀛电影为榜样，不能为了学而学，更不能丢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我们应该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之上，发展自己的民族电影美学。”
顾常卫道：“电影的镜头应该是活的，不应该是死的。摄影机镜头是人的眼睛，我们是摄影机看世界，摄影机应该是运动的，而不应该是固定的。”
……
在运动时期由于政治挂帅，大批电影工作者受到冲击，电影事业基本陷于瘫痪状态。运动结束后，精英们掌握了中国电影的话语权，他们却干着几乎同样的事，挥舞着艺术大棒，攻击不符合胃口的商业电影。只要是商业片，就几乎没有不挨骂的。一个导演拍的电影票房大卖，反而会变成过街老鼠，看到其他导演都会躲，就像干了什么丢人的事。
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中国电影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但实际上根基却被毁掉了。精英们推崇的艺术片晦涩难懂，导致观众逃离电影院；电影院由于不赚钱，只能改成歌舞厅和录像厅；电影厂由于电影不赚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连供暖费都交不上了。
可精英们从来不认为这一切是自己造成的，把问题推到审查上，说是审查导致了中国电影的困局；把问题推到政策上，说政府不拿钱支持他们搞艺术；把问题推到观众身上，说“中国电影垃圾是垃圾观众太多”，说是在“包饺子喂猪”。
鲁先生曾经说过：“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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