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影响尤为重大，即便没有美好的愿景，只从单纯的弱小者角度来看，仰慕强者、敬畏强者，几乎就是一个人的正常心理。

　　青少年从懵懵懂懂之中，看到的是“湘义军”的强大，看到的是“湘义军”的威武霸气，这自然会让他们单纯地想要成为这样的人。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这样的话，也是要看时代，看环境的。

　　倘使黄世安之下，“安仁军”的穷凶极恶，怎么可能让普通的佃户子弟仰慕呢？他们仇恨都来不及。

　　或许有弱者为了不被再压榨，转而加入到恶势力，但那也只是想要从弱转强，并没有认为是变好。

　　而现在的安仁县新政府之下，老百姓对“湘义军”的看法，是天差地别的，熊孩子一句“我就是要当兵”，引来的不是咒骂、唾弃，而是称赞，会夸他有志气。

　　这就是区别。

　　想要制造这样的区别，除了大略的方针，不变的宗旨，细节上，正是有花见羞这样的宣传工作者，细致入微地处理工作。

　　电影没有上，舞台剧先上，这样一来，本地的老百姓，或许可以先听一个方言版的，等到时候电影上映了，官话版本的电影，只看画面，也是看得懂的。

　　这样的宣传，就更加的深入，接受的群众，也就更多。

　　还有戏班子这样的操作，看似吃力不讨好，毕竟年轻人不爱看戏，愿意看的，大约都是泥腿子老汉，又或者是没啥见识的老婆子，然而不管是老汉还是老妇人，他们在自己的家庭中，天然就是长辈。

　　含饴弄孙之际，长辈的话，长辈的道理，除开人生的总结，还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剩下的，便是从故事中寻找。

　　说书人讲的故事里有道理，戏台子上的咿咿呀呀，何尝没有道理？

　　这时候长者们从故事中感受到的悲凉、愤怒，自然而然地，会形成一种明辨是非的认知。

　　黄世安很坏，且该死；“劳人党”很好，是救星。

　　这就是愤怒，这就是道理。

　　而这样的愤怒，是被压迫者底层人的朴素愤怒，有阶级仇恨在，却是懵懵懂懂的，并不能理解；有了后者，知道了谁是救星，这固然也不是什么阶级意识觉醒，却也不妨碍这些懵懂者，去告诉后来人、旁人，遇到了压迫，遇到了剥削，应该去找谁。

　　所有的这些细节组合起来，便是“劳人党”宣传系统中的一种工具，能够以极为高效的方式，进一步将群众团结，不必去刻意地区分职业上的高低贵贱，只需要看到自己处在什么样的阶级上，就能明白，谁才是同志。

　　这些成果，跟“劳人党”中浑水摸鱼之辈的数量，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哪怕都是敷衍了事，哪怕都是毫无感情，观众，尤其是原本就毫无娱乐活动可言的最底层，一切新东西，一切娱乐活动，对他们而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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